◎摘  要  歐洲大學聯盟是歐盟推進大學分類與協同發展的新實踐，具有“建構性”與“規范性”相統一的分類機制，強調過程性追蹤以紓解分類與分層張力的評價機制，以及“為了合作而分類”的價值理念。歐洲大學聯盟的建立與發展對我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國高校分類發展要進一步完善“中央主導、地方主責、高校主體”的分類工作機制；優化高校分類發展的評價機制，強調過程性追蹤與監測；以服務區域發展和促進產教融合為抓手，在分類的基礎上謀求合作。

◎關鍵詞  高校分類發展；歐洲大學聯盟；教育強國

多樣化是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后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反映了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構完善程度以及整體教育質量。推進高校分類發展可以避免同質化競爭引發的資源浪費，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多樣化需求[1]，并強化高等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2]。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要求“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強調“引導高校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發揮優勢、辦出特色”[3]。作為歐盟推進大學分類與協同發展的新實踐，歐洲大學聯盟具有“建構性”與“規范性”相統一的分類機制，強調過程性追蹤評價以紓解分類與分層張力的評價機制，以及“為了合作而分類”的價值理念。這些機制、理念與實踐對我國破解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核心難點具有借鑒意義。

推進高校分類發展的現實挑戰與歐洲實踐

我國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應以高校分類發展實現資源精準配置，培養多元人才，回應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對高等教育提出的新挑戰。然而，我國在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進程中仍面臨諸多問題，以下三點尤為顯著。

第一，如何協調“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分類邏輯。一般而言，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高校分類機制，能夠通過頂層設計使分類更具穩定性和全局性。同時，發揮地方與高校自主性的“自下而上”的分類機制更具開放性和動態性，能夠確保高校更好適應高等教育發展的階段特點[4]。當前，推進高校分類發展需要協調“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分類邏輯，以實現高校分類整體規劃與靈活多元的有機統一。

第二，如何妥善處理分層與分類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體系表現出明顯的分層慣性，不同類型高校在資源配置和社會聲譽上存在顯著差異，導致部分應用型或特色型大學辦學定位向學術型或綜合型大學“漂移”[5]。因此，如何克服分層對于分類的制約，是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

第三，如何通過分類促進合作和資源共享。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強高等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力，分類僅為第一步。隨著知識生產從傳統的線性模式轉向非線性、網絡化模式，知識生產主體間合作成為必然趨勢。為實現高校間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還需深入探究如何避免高校分類后“同軌競爭”加劇學術生態破壞，以及如何加強不同類型高校在應對共同問題時的合作及同類高校內部的溝通交流等問題[6]。

從國際視角來看，歐洲也面臨與我國推進高校分類發展相似的問題，如以何種邏輯和機制指導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類聚合，如何避免從優化資源配置的初衷走向精英主義，加劇大學的分層而非分類，以及如何實現以“合作”為價值導向的大學分類等。歐洲高等院校數量多，各校特色鮮明，長期以來存在規模小、發展不平衡、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問題。因此，歐盟高等教育改革一直致力于分類整合高等教育資源，以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歐盟委員會于2019年發布了歐洲大學倡議（European University Initiative），其中的核心舉措之一是建立歐洲大學聯盟（European University Alliances），試圖在歐洲各國高等教育機構之間建立合作網絡，通過資源共享、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提高歐洲高等教育質量。截至2024年12月，已形成由近600所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聚合而成的65個各具特色的聯盟。每個聯盟可以看作是基于一定的學科優勢和地理區位特點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共性的某種高校類型。各聯盟具有個性化的目標，并通過跨學科研究與國際合作，推動前沿研究領域的突破，為應對氣候變化、大數據應用、移民問題等歐洲關鍵議題提供多元智力支持[7]。歐洲大學聯盟的實踐為破解高校分類發展的問題提供了歐洲方案與思路，對我國推進高校分類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歐洲大學聯盟推進高校分類發展的路徑特點

歐洲大學聯盟的出現與當前歐洲一體化進程密切相關。二戰后，為增強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力，歐洲各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都加強了合作，但各國高等教育體系仍呈現出高度異質化和分散化的特征。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歐洲高等教育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受到影響，且難以應對歐洲區域發展面臨的氣候變化、城市轉型、數字化建設等諸多挑戰[8]。為解決這些問題，20世紀末歐盟相繼推出“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后發展為Erasmus Programme +）和“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通過設立資助項目、建立學分互認機制和課程兼容性框架、構建統一的三級學位體系、加強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等措施，促進歐洲內部的高等教育資源聯結和優化配置。在此基礎上，歐盟還從評價端發力，2005年推出了“U-map”高等教育分類體系，從學科專業、學生情況、科學研究、知識轉化、國際化、地方服務六個維度建立了多維分類框架[9]。但因該分類方法過于復雜、分類數據收集困難、缺少激勵政策、項目預算不足等問題，“U-map”高等教育分類體系的實際推廣效果一般[10]。

近年來，全球科學、技術和知識創新迅猛發展，歐洲各國在新一輪的科技與教育轉型中后勁不足，同時還面臨著高等教育資源流動滯緩、交流受限的危機。在此新形勢下，歐洲大學聯盟是對歐洲高等教育資源的又一次大規模調整，試圖突破既往“伊拉斯謨計劃”和“博洛尼亞進程”以學分互認框架、學位認證體系等制度為牽引的資源整合思路，改為以研究資源、學科特色與現實問題為牽引，注重歐盟內部不同地理區域之間的平衡。聯盟中的近600所大學幾乎涵蓋了歐洲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類型（見表1），為各聯盟間的差異化、多元化分類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

歐盟大學資源整合的新路徑具備以下三個特點鮮明的要素：一是“建構性”與“規范性”相統一的分類機制，二是強調過程性追蹤以紓解分類與分層張力的評價機制，三是“為了合作而分類”的價值理念。

1.“建構性”與“規范性”相統一的分類機制

高校分類發展的邏輯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自上而下”的規范性邏輯，即國家依據發展戰略需求制定分類標準，并對高校實施分類管理；另一類是“自下而上”的建構性邏輯，強調高等教育系統的自組織性。歐盟對歐洲大學聯盟的管理較好地協調了這兩種邏輯：一方面，歐盟委員會設置了明確的遴選標準，包括與歐洲大學倡議總體戰略目標的一致性、地緣平衡性、實施計劃的質量、合作協議的執行能力、可持續性和傳播性等。同時，由歐盟任命評審團成員，評審團負責對歐洲大學聯盟申請進行評議。這些都體現了自上而下對大學資源的宏觀布局與頂層設計。另一方面，歐盟委員會也為高校聯盟的組建留下了充足的自主空間，對結盟高校的學科、層次等都不加限制，尊重知識生產的內在規律和科教合作的“自組織”屬性，鼓勵各大學依據已有的合作網絡和優勢特色“自下而上”地自由選擇伙伴。一般而言，每個聯盟由7—9所高等教育機構組成，不少聯盟由聯合學位項目或長期合作伙伴關系發展而來[11]。

此外，這種“自下而上”的建構性還表現在以地理區域、學科資源和實踐問題等多種邏輯形成的靈活分類機制。例如，“地理區域分類”邏輯的核心在于大學所處地理位置相似性或區域關聯性，大學間形成聯盟以應對相似的區域發展的需求。如“UNIC”聯盟的10所大學都地處后工業化轉型城市中；“SEA-EU”聯盟聯合了歐洲沿海地區的高校。“學科資源分類”邏輯的核心是大學之間基于相似的優勢學科或研究領域形成聚類，通過合作提升在某一學科或領域的整體研究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例如，“NeurotechEU”聯盟專注于神經技術發展，致力于提升歐洲在全球大腦研究和神經工程領域的戰略地位；“UNIgreen”聯盟強調在可持續農業、綠色生物技術以及環境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優勢[12]。“實踐問題分類”邏輯則主要是指高校圍繞某一項核心議題形成聚類。這些議題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長期性和復雜性，需要長期智力投資且富有戰略價值；二是受歐洲近年來愈發收攏的戰略意識影響，關注歐洲內部發展的現實需求。明確特色在聯盟建立初期對增強其競爭力至關重要，這是各聯盟能夠獲得“伊拉斯謨+”計劃資助的關鍵之一。而聯盟一旦成立便同時獲得了一定的自主規劃權，能夠基于自身特色在更廣泛的目標和挑戰中尋求創新與突破[13]。

2.以過程性評價紓解分類與分層的張力

“自下而上”建構性的分類邏輯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分類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向“分層”發展的風險。知識生產本質上追隨知識流，科教合作也往往被知識中心節點所吸引，具有相似辦學水平、學科實力、科研能力的高等教育機構更易形成聯盟，形成不同層級的學術網絡。因此，歐洲大學聯盟內也自然存在以“院校層次”為邏輯的聯盟結隊，早期聯盟成員高校也多為世界大學排名中位次較高的大學。例如，“Una Europa”聯盟由歐洲11所頂尖大學組成，其成員包括英國愛丁堡大學、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校。但以“院校層次”為邏輯的分類情況隨著聯盟規模的擴大而逐漸發生改變：自2022年開始，歐洲大學聯盟吸納了越來越多的世界排名較低的大學和院校，2023年和2024年加入聯盟的成員高校中93%都未參與世界大學排名，4%的高校位列世界大學排名501—1000位次之間，2%的高校位列101—500位次之間，沒有一所高校位列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14]。這表明歐洲大學聯盟有意識地維護分類邏輯中最核心的“多元化”立場，避免聯盟走向精英主義與同質化并成為全球大學市場的競技場。

對“分類走向分層”風險的規避一定程度上歸功于歐盟建立的過程性評價機制。當前歐盟委員會尚未出臺系統的分類評價機制，但創設了“歐洲大學”數據追蹤和成效展示網站平臺[15]，該平臺專門為過程性追蹤和監測歐洲大學聯盟發展情況而設，目前已更新和展示了首批38個聯盟2019至2023年在校際合作、學生流動、社會服務、研究和創新等方面的成果。歐盟委員會希望通過這種過程性的數據追蹤框架實現長期性的評估目標，并隨時確保聯盟內部的多樣性不受損害，避免“分類最終成了分層”的情況，防止資源薄弱、層次低的院校被邊緣化，以及減少大學聯盟內部不平衡等問題。

3.“為了合作而分類”的價值理念和配套制度

價值立場上，歐洲大學聯盟有兩個核心理念：一是致力于建成歐盟大學的“實踐共同體”，促進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二是加強多主體之間的互用性，實現大學與社會、產業界之間的高效合作。也就是說，分類并不意味著科教資源的割裂，而是在多元化的基礎上實現不同大學之間的協作，以及形成大學與其他社會系統共生共存的生態。歐洲大學聯盟在創立之初就已將上述立場作為價值取向。

價值取向上的多主體協同得以實現，主要得益于三點：第一，在申請標準的設計上體現開放性和包容性。除了高校之外，“伊拉斯謨+”項目參與國的教育、研究、創新與經濟領域的私人或公共機構也可作為主要申請機構的合作伙伴參與[16]。這一機制有效拓展了聯盟的參與主體，為多主體協同奠定了組織基礎。同時，鼓勵各聯盟爭取政府、企業、科技園等多方主體的支持，并將此加入到資助審查條目中。

第二，通過舉辦跨校會議、實施跨校項目、建立跨校科研中心、設置聯合教職、創設聯合出版物等形式，強化高等教育機構間的合作。截至2023年下半年，已經有16個聯盟啟動教學法創新項目，14個聯盟設立跨國辦公室，10個聯盟試行研究中心共享機制，5個聯盟完成共享圖書館建設，高校間的資源共享穩步推進。以“U!REKA”聯盟為例，該聯盟每年組織一次網絡活動，以加強聯盟成員之間的伙伴關系，以及尋求新的合作機會。另外，該聯盟為了整合不同高校的基礎設施資源和研究能力，針對核心議題設置了三個聯合專家中心和四個專注于國際研究課題或跨大學項目的創新教授職位。

第三，鼓勵高校與其他社會主體形成合作伙伴關系，促進產學研合作。歐洲大學聯盟已構建起一個由2200多個相關合作伙伴組成的協作網絡，廣納大學、研究院、政府、企業、社會文化機構等多元主體，實現了資源的高效配置與流通[17]。例如，“Ulysseus”聯盟由5所綜合性大學、1所技術大學和2所應用科學大學組成，擁有152個關聯合作伙伴。該聯盟創設了3種聯合機構：中央管理辦公室、數字平臺和8個創新中心。其中，創新中心由不同的成員機構領導，致力于解決六個特定的研發挑戰，包括老齡化與福祉、能源與交通、旅游與遺產、數字化、人工智能、食品與生物技術。作為聯盟內外所有協作活動的樞紐，這些創新中心致力于建設聯合研究中心、孵化器、生活實驗室，以及作為中介推動各方之間的協調溝通和課程的聯合設計，從而促進跨學科和挑戰驅動的教育、研究和技術轉化[18]。

在上述政策引導和實踐創新下，各高校聯盟并未在聯盟形成后執著于聯盟內的等級競爭，而是傾向于利用相似性聚集力量，利用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彌補不足。例如，“Ulysseus”聯盟涵蓋了綜合型大學、技術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等不同類型院校。這些高校針對歐洲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展開的教育合作有利于研究型、應用型、技術型等不同類型的人才配置。又如，關注“地球與人類太空”議題的“UNIVERSEH”聯盟，發揮成員高校在不同工作內容上的領先優勢，通過跨學科合作推動創新。除此之外，雖然現有65個歐洲大學聯盟各具鮮明的特色定位，但都非常強調構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歐洲高等教育生態系統。這種以合作為導向的分類模式，不僅為歐洲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通過打破傳統的競爭思維，轉而尋求合作共生的發展路徑，高等教育機構能夠更好地應對復雜多變的全球挑戰。

歐洲大學聯盟對我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啟示

第一，進一步完善“中央主導、地方主責、高校主體”的分類工作機制。一方面，高校分類應考慮對區域發展多樣化支持，地方政府應根據區域發展需求進一步細化分類標準；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增強高校在分類發展中的話語權，鼓勵高校自主申報，彰顯自身發展特色。可參考歐洲大學聯盟做法，要求高校在自主選擇類型時明確分類定位與其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關聯性，以及服務地方與區域發展的可行性，強化政府、地方、高校三者間協同工作機制的設計。

第二，優化高校分類發展的評價機制，強調過程性追蹤與監測。“歐洲大學數據追蹤和成效展示框架”能夠展示高校的“成長性”數據與成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及時“糾偏”，保護資源薄弱的院校不被邊緣化。對此，我國高校分類發展制度應與高校質量保障制度形成合力，優化高等教育分類評價。在實踐中，可建設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高校分類評估監測數據網絡平臺，數據采集點既可包括研究與創新、教育資源流動與供給等常規性大學發展評價數據，也可包括大學對區域發展貢獻度、大學與產業融合及創新實踐成果等凸顯不同大學類型特點的特色型數據，力爭從多維度、多方面考察不同類型大學的發展情況，避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高校”，真正從評價端促進“千校多面”的良性大學發展生態；同時，對于高校分類發展的評價要秉持長期性、持續性的基本原則，以年為單位，持續追蹤高校發展情況，發布高校分類發展階段性情況報告，以發展的眼光看待高校分類改革。

第三，以服務區域發展和促進產教融合為抓手，在分類的基礎上謀求合作。歐洲大學聯盟的實踐表明，建立在分類基礎上的合作才可以最大程度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基于這一思路，我國推進高校分類發展應摒棄向研究型、全學科轉型的競爭性策略慣性，在現有的分類邏輯基礎上，嘗試創新分類思路，如以支撐區域發展為邏輯形成高校類型，回應攸關區域發展的核心議題[19]。例如，效仿歐洲大學聯盟SEA-EU聯盟的做法，在沿海地區聚合一批大學，開展與海洋經濟、海洋生態等相關的特色研究。又如，積極引導企業等社會主體與應用型、技能型等高校群體開展合作，實現市場資本與智力資源的有效匹配。鼓勵企業與高校聯合進行類型申請，以具體實踐問題為導向，聚合多所大學研究與教育資源，發揮主體間的“互用性”，將企業的市場資源精準匹配至相應高校群組中，真正實現分類之中合作效能的疊加。

【作者：文雯 常伶穎 楊熙，單位：清華大學教育學院】

（原載2025年第17期《中國高等教育》）